人们发现，任何一种文明的最早发生，往往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分不开。世界四大古文明发源地，无不对应着各自大河流域的孕育，具体说，黄河和长江即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而这其中，地处黄河中下游东岸的古河东历来公认是华夏文明的摇篮。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片大地上，曾孕育了远古炎黄文明，孕育了尧舜禹时代的城廓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也孕育了中华农业文明的千秋基业。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传说中的农神后稷就是这个时期的农耕先祖，其名曰“弃”，因好稼穑，民皆效法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帝舜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当地“稷王山”传说是后稷出生地，隋代已设有“稷山县”，据载均由“后稷”之名而来。顾文若所著《农神后稷》，正是对这段历史和后稷这一农业先祖的追寻与纪念。
首先，后稷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传说中的神？如同上古时代的所有历史人物一样，对于后稷之史实也不无疑义。诸如怎么看后稷的历史真实性？为何又出现在神话中？其出生和伟业故事究竟为何地？周部族历史以及迁徙可考否？因古籍记载有限，至今尚有争议，焦点如发祥地就有山西晋南与陕西关中两说，由此又有迁徙路线不同看法。对此，顾文若《农神后稷》一书为我们一一提供了答案。但不同于以往抽象列举文献式思维，作者采取大历史观视野和文化地理学的方法，首先从黄帝部族到尧舜活动的时空地域来追根溯源——即本书第一章所写“孕育后稷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土壤”。因为后稷是尧舜时代的农官，必然与尧舜的活动地密切相连。而对尧舜都城河东，学界是公认的，不仅司马迁《史记》中明确记载，尤其近年陶寺考古，进一步确证了唐尧都城遗址；同时，舜耕历山、舜都蒲坂、尧舜禅让也都是史上共识，因此，作为尧舜部下的后稷无疑生活活动于古河东。这样一种大历史的文化地理学眼光和考察方法，可以说构成该著突出的特点，并且是颇具说服力的一种考论。书中这样写道：“稷王曾于今稷山县境南边的山中教民稼穑，后此山被称作稷王山，自古稷山县的名字来历就和稷王山密切相关。同时，在稷王山附近的几个县如万荣、闻喜、绛县、新绛等地，至今还留存着稷王庙、稷益庙等，说明河东地区的后稷文化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此外，该著还进一步从考古与地理气候方面对后稷先周发源地与晋南的关系作了分析，并以中科院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对山西晋南的考证为据——“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发现的最早的‘中国’”。那么，擅长农事耕作的姬弃被尧舜发现而举为农师恰与此相契合，故后稷出生之地和封地“有邰”处于都畿之地的晋南地区，当是合乎情理的。
其次是该著对后稷其人其功的历史梳理与诠释。就后稷来说，他不像尧舜禹那样在历史上记述较多，但其独到特点十分鲜明，那就是他作为农业始祖的标志性符号——后稷（农官的称号）。虽有不少神话传说或“感生说”传奇，其实应属附会，毕竟有史实记载和史迹遗存，人们对他的爱戴和亲切也正在于此。显然，《农神后稷》一书正是集中抓住“农官”这一特质，为读者讲述了后稷做“农师”、编《农书》、推进华夏文明的故事。一方面，他擅长播耕教民稼穑，并且擅长“相地之宜”和田间管理，广泛传播重农思想和农耕技术，如最早文献《国语》所载“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另一方面，作为周部族的始祖，他不仅将农耕文明传之后世，且被族群效法“遵后稷、公刘之业，……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史记·周本纪》），最终使其后裔灭商后创立周代礼乐文化，开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范型。中华文明以农立国，无疑与文明首先生成于中原有关，与后稷的影响有关，从而构成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家国精神。
此外，像后稷这样的前史创世英雄，必然有一个“赢得生前身后名”的问题，后稷是何以神化的？稷祭又是如何形成的？顾文若在《神农后稷》中亦为我们做了清晰的考述，这便是由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的演化与合一过程。也就是说，“后稷”之称既是“万物有灵”的谷物符号（《史记》所谓“后稷稼穑，故有稷祀”），也是周代先祖的父系符号。（《诗经·思文》颂祖诗“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总之，正因为后稷的功劳和巨大贡献，使其由一个农官走向神格化，成为我们这个农业民族的英雄传奇，不仅形成历代官祭、民祭，特别在河东地区留传下纪念后稷的各种日常民俗。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讲道：“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这是对山西悠久历史的肯定，也是对后稷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之赞美。正如该书作者在结语中所写，“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我们探讨后稷文化的意义是什么呢？一个民族的英雄史诗往往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上那些为中华文明史作出贡献的英雄们“作为一种影响力仍继续活着，帮助构建我们对世界的梦想”。这也便是《神农后稷》一书带给我们的滋养和启示意义。
来源：山西日报
